Monthly Archives: January 2010

    1970年代文革后期，我在上海上中学，那时中一到中四，无初中高中之分，物理化学则由一门叫‘工业基础’的课代替。那四年里，有6个月要集中学工学农，‘散工’则经常要去做。这都是毛老人家的伟大创举。     我们学校的‘工宣队’由一家搪瓷厂来，我们的‘学工’自然也到那家厂去。十几岁的孩童，每天走过一条又一条的‘弹格路’和小河浜，到那工厂早班中班，一条巷道昏暗，满是铁皮腥味和汗味。厂里的支书对新来的学生豪迈地说，我们厂的产品是要出口的。     那厂里有三个车间，一车间负责将洋铁皮落料，在丈方的铁皮上，如何可以切割出更多的圆胚，这是个数学问题。落成圆铁皮后，在冲床上压成碗状或杯状，这些工作都由手工扶着铁皮在冲床上做，冲掉手指是经常有的事。做成毛坯的碗杯，送到二车间上搪，师傅用钳将杯子在各色搪瓷浆里浸透，出来转甩一圈，放上传送带，经过两轮高炉热烘，那搪浆坚实地附在铁皮上，车间的末尾，是戴双层手套的师傅一手八个，将滚热的杯子放入纸箱。三车间，则是将各种成品分类装箱。我中二在一车间干活，中三在二车间，中四后在三车间，所以我对搪瓷工艺了如指掌。     厂里的师傅，都是脏兮兮工装裹身，年轻的女工也看不出有什么漂亮。某日，三车间来了位穿着整洁拎皮包的年轻女同志，在这工厂里，是很耀眼的场景。女同志拿起杯子放在耳边敲敲，边敲边轻轻摇头。旁边的车间主任在紧张地解释什么。人家说，这是外贸公司来的。我初次知道，我们辛辛苦苦做的产品，要十里挑一，才上得了‘出口’的征程。而外贸公司，真是神仙的工作啊。     十几年前，美国的W-mart, K-mart, HEB里已满是中国产品。这些产品便宜，却皮实料足，我知道中国人民宁可自己吃烂水果，也要把最漂亮的水果拿出去‘出口创汇’。而那些鞋子衣服等等，样子质量都好，在国内实际上是看不到的。但在英文里，Cheap又是‘价廉质差‘ 的同义词，准确地应该说 inexpensive. 所以美国人在介绍商品时会说，这东西贵，是因为本地产品。要便宜可以，我们有中国货、台湾货…     我几次去日本，都觉得那米饭特别好吃上口，做寿司更是一流。日本人说，好东西都要留着自己吃，不能出口，不要的东西就拿去出口。     建筑学生看见 Richard Meier的伟大作品，上面有enameld panel, 问这是什么，我说，搪瓷板啊。又问，搪瓷是什么？哇，这东西真是二十几年没看见了。时代进步，就不要搪瓷了？     现今珠三角的血汗工厂里，孩子们挤在密不透风的工厂车间里，由鸡叫做到鬼叫，赶制‘中国出口’产品 – 玩具、电子产品、服装、鞋袜,还有建筑模型…每月有几百到一千元进帐，比起那些‘学工’的孩子们，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伟大进步。    深圳模型工厂        香港朗豪坊

  香港大学算是做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决定。     20年前，在大学堂住了9个月。故乡动荡，一个异乡人在南国漂流，稍微感到些许温暖的，来自于人性和友情，包括三嫂和舍监夫人（一位英国太太）的关怀和慈爱。同样是冬天，我要走了，这一走，不知何时可以再来，心中戚戚。三嫂捧来一件橙红羊毛衫，说是送给刚出生的小孩。宿舍的学生那么多，走了一批又来一批，三嫂以她永远的爱心温暖了许许多多的孩子。别人，只是做一份上班下班的工作，三嫂把U-Hall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她是所有‘大学堂仔’的集体记忆。只可惜，香港那年头的照片，全部丢失了。我的漂流岁月，连‘凭证’都没有了。只有大学堂楼道里的寂静气味，和三嫂喊我名字、我们站着、坐着谈天的那些片断回忆，可以随时调到面前。     （香港大学的舍堂制度，源自英国，对大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。）     港大和我们祖国授予了无数多的狗屁和膏药‘院士’，三嫂这个院士 — 名至实归。    大学堂，人生驿站 82岁老太扫地44年扫成院士 中国青年报1月6日报道        她没有上过大学，也不知道什么是“院士”。她一生只学会写5个字，却被香港大学授予“荣誉院士”。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，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、扫地。在颁奖台上，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”，是“香港大学之宝”   袁苏妹从没想过，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，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。2009年9月22日，她被安排压轴出场。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，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、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，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。   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，这位老人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:学历，没读过小学，除了自己的姓名，她当时还不会写其他字；工作经历，从29岁到73岁，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。 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，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。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，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。直到此时，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，颁发院士的荣誉，是为了表彰她“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，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”。 如果不是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，她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。她走路很慢，弓着背，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。然而在港大人眼里，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“高大”得近乎“一个传奇”。　　有人开始称她为“我们的院士”，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——“三嫂”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，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。　　“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。”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。当然，就像描述自己母亲时总会出现的那种情况，这些年过半百、两鬓斑白的旧生，能回忆起的无非都是些琐碎的小事。　　今年70岁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梁乃鹏还记得当年考试前“半夜刨书”，三嫂会给他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。已经毕业15年的律师陈向荣则想起，期末考试前夕高烧不退，三嫂用几个小时煎了一碗凉茶给他，“茶到病除”。　　时常有学生专门跑到饭堂找她聊天。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，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。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，抱怨男孩子“只顾读书，对她不够好”。多数时候，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，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，“珍惜眼前人”，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，“将不开心的事忘掉”等等。每年毕业时分，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。　　 　　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以来，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，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。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，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，尽管这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，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，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、零食和污渍。那个在凌晨的饭堂里独自拖地的驼背老人背影，让许多学生总“不敢忘记”。 　　直到今天，小女儿卫锦璧还记得妈妈“见学生比见家人的时间还多”。尽管竭尽全力工作，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。她因不舍得花钱坐巴士，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。虽然父母都在食堂工作，但卫锦璧兄妹自小很少沾光。有时，三嫂会带回家一包切三明治剩下的面包皮，全家人的晚饭就是用热糖水泡面包皮。偶尔，猪油拌白米饭也能当一顿晚餐。　　不过，这些记忆却在老人头脑里慢慢开始模糊。经常，她能记起自己29岁那年进入大学堂工作的情景，却怎么也说不清自己哪一年退休。眼下，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，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，“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”。直到今天，每次受邀参加旧生聚会，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，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。　　“这个是大律师，这个是做生意的，这个是眼科医生。”翻开相簿，她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。她甚至记得一名只在大学堂住过3个月的北京教授，对方曾邀请她一起“打太极拳”，她“怪不好意思地”拒绝了。　　今年已经67岁的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，在三嫂的眼里“好文静”，仍然是个“乖仔”。被授太平绅士的梁智鸿，大学时总是“穿着整齐才进食堂吃饭，从来不会穿拖鞋”，只不过“大学时头型就是中分，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都没变过”。总是开名车接送三嫂参加旧生聚会的陈向荣说:“能够做她的司机是我一生的荣幸。” 这些有关三嫂种种琐碎的“好”，事隔若干年仍然潜伏在旧生们的记忆中。三嫂却说不清自己究竟“好在哪里”。在她看来，“拎出个心来对人”，人生其实就这么简单。在宿舍工作时，她自己的大儿子正在美国读天文学专业，她只是用“母亲的心”去照顾这群同样在外读书的孩子。 如今她早已经退休了，但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大学堂。在名为“宿舍历史”的课程中，每年新生都要学习宿舍之歌:“大学堂有三宝，旋转铜梯、四不像雕塑和三嫂。”　　更特别的荣誉出现在2009年6月。一天，三嫂突然收到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寄给她的信，邀请其“接纳香港大学之名誉大学院士衔”。她事前毫不知情，此前，旧生会多次向学校提议给她颁发荣誉院士衔。直至2009年1月，周兆平副校长亲自作出提名。而在此之前，只有“社会名流”才有可能进入这份提名名单。“我相信三嫂是没有争议的。”这位提名者说。事实证明，三嫂的提名“全票通过”。授衔赞词中的一段也被各大媒体反复引用:“很多人知道，大学堂有三宝:铜梯、四不像和三嫂。三个宝贝搬不动，移不走，三嫂永远是大学堂之宝，亦是香港大学之宝。”　　然而，这个爱看韩剧的老太太并没有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荣誉打乱阵脚， “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。”三嫂一如往常淡淡地说。她仍然居住在北角区一幢建于12年前的公共屋屯卩，因为家里没有足够高的衣柜，她只能将红边黑底的院士袍和软呢院士帽叠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收藏到盒子里。     走入廊道，心就静了下来。顶端是Warden的大宅。     右手边是饭堂和阅历室，我天天在这里流连。     饭堂 Chapel, 穿着底衫和拖鞋是不能进入的。     大学堂建于1862年，Douglas 先生在这里眺望他的远东船队。1940年代，这里是日本的宪兵司令部，底下许多冤魂，故常常闹鬼。1956年，政府把这建筑和对面的伯达尼法国传教士疗养院给了港大，做男生宿舍。 这里的几张照片都是颖春同学2006年拍摄的，谢谢颖春。 … Continue reading →

       1986年夏天，游厦门福州。徘徊在鼓浪屿的寂静小巷里，残旧的红砖房掩隐在浓浓的大榕树后，凝想琴声袅袅的年代。岛外的世界是战乱、贫穷、迫走他乡，小岛却走出了一个个中国的思想家、音乐家和体育家。如果广州的沙面还都是‘殖民式’建筑，鼓浪屿则主要是南洋福建华侨衣锦还乡的象征。那一次，从福州乘船回上海，船一开，门窗紧闭，不能上甲板，台湾海峡还是剑拔弩张。     2009年圣诞假，再登鼓浪屿，旧貌变新颜，到处是纪念堂、咖啡室、土产小店和摊贩，鼓浪屿的住户要么是办旅游生意的商人，要么是打工的小弟妹。赖以支撑‘鼓浪屿’的生活早已不存。在游客人群涌动的间歇，向小巷深处一瞥，偶而还能找到心中那个永恒寂静的鼓浪屿。如果不是山路高低，这种景象，在以前的上海华山路、溧阳路也是有点类似影子的。鼓浪屿的菽庄花园美妙依旧，现在园内置钢琴博物馆，华侨捐出百架各式欧洲旧式钢琴。在留声机尚未发明的19世纪，欧洲人发明了种纸卷，根据音高穿长短不同的孔洞，以脚踏充气的方式，在琴键上演奏。每一首乐曲，就是一纸卷。在钢琴博物馆，有讲解员示范表演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，深叹欧洲人的机械精密。有小姐当场弹奏古典曲，令人心往神驰。     到了厦门，想去金门参观。但售票处说我那入台证要再签证。退而求之，乘船岛外游，船离码头45分钟后，到距大担岛500米处停下，海上大担二担到五担岛一字排开。大担岛的山上，是青天白日旗和碉堡，八个白底红色大字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’。1958年到79年的炮战，使厦门成了前线。每年过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会播音，‘为了让金门马祖、大担二担的国民党官兵和祖国同胞共度春节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停止炮击三天’。海是那海，山是那山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沉重回忆。登船126，坐窗边或楼上甲板，每桌150到200，一路上兜售这个那个，福建人真厉害。     父母亲不是福建人，却是厦门大学毕业生。抗战烽火连天，厦大搬迁到闽西的长汀。父亲的四年‘厦大’就在长汀度过，草棚里上课，艰难困苦熬到四年级，遇到新来的一年级漂亮小女生，父亲眼前一亮，生命充满了光彩和意义。母亲随厦大回到厦门海旁校园，1948年毕业时，颠沛三年的父亲考上国民政府的最后一届官费留美生，在上海公平路码头登上戈登将军号。。。       厦门城内乏善可陈。其他值得一看的有集美学村、植物园，也可看看厦大校园。游毕，老婆返港抓革命促生产管后代；老公继续上海尽儿子孝道，会32年未见的中学同学。    老朋友阿John 的鼓浪屿大宅     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   厦门植物园